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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哭泣到愤怒呐喊Sandra·西斯奈罗丝小说中女子形

发布时间:2019-10-11 10:40编辑:体育浏览(162)

    最近发生的两件事让墨西哥女性进入到我们的视野中,一个是由墨西哥导演阿方索·卡隆执导的影片《罗马》斩获第91届奥斯卡系列大奖,另一个则是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当天墨西哥城的“反对性别暴力”游行。

    桑德拉·西斯奈罗斯(Sandra Cisneros)是著名的墨西哥裔美国作家,1984年她发表了第一部小说《芒果街的房子》(The House on Mango Street),并获得翌年的美国图书奖。之后于1991年出版了第二部小说《哭女溪》(Woman Hollering Creek and Other Stories), 2002年出版第三部家族史小说《卡拉米洛披肩》(Caramelo)。在这几部作品中,墨西哥文化中的三个女性原型形象发挥着重要作用,即“哭泣的女人”(la Llorona)、玛琳琦(la Malinche)和瓜达卢佩圣母(the Virgin of Guadalupe)。
      “哭泣的女人”在墨西哥以及墨西哥裔美国人民间传说中有很多不同的版本,一般说来就是失去孩子的母亲的灵魂在水边徘徊,她的哭泣具有诱惑力,会将流浪的孩子或者成年男子捕捉为猎物。有的学者认为它属于欧洲希腊神话中塞壬神话的变体,代表死亡的呼唤和诱惑;有的学者认为这是对性禁忌隐晦的捍卫方式;但是更多的学者从墨西哥的殖民历史中来研究它。
      玛琳琦的故事则见证了西班牙殖民者对墨西哥的征服。玛琳琦出身于土著纳华特部落的贵族之家,1519年被献给西班牙殖民者赫南·科尔特斯。玛琳琦通晓多种土著语言,又学会了西班牙语,因而很快成为科尔特斯的翻译和情人。西班牙人认为她在西班牙征服阿兹特克帝国的过程中功不可没;土著人则视其为叛国者,甚至将阿兹特克帝国的覆灭归罪于她。尽管其历史功过难以评判,但有两点可以确定:玛琳琦和科尔特斯的儿子成为最早的梅索蒂斯混血儿,因而她也象征性地成为现代墨西哥人“受蹂躏的母亲”的原型。在当代墨美文学中,玛琳琦的故事得到重新解读,同时这个综合性的原型形象也成为墨美裔女作家通过语言/文本构建自我身份、寻找自我认同并反抗男性权威的典型象征。
      瓜达卢佩圣母是墨西哥的保护神,是天主教圣母和美洲土著女神结合的产物。根据史料记载,1531年冬季的一个清晨,圣母在泰佩雅克山上现身于皈依基督教的土著居民胡安·迪亚哥面前,瓜达卢佩圣母逐渐成为土著文化和西班牙殖民文化结合的象征。瓜达卢佩圣母和玛琳琦所体现的不同价值观同样贯穿了当代墨美女性文学作品中。在男权控制下,女性群体被分割成二元对立的两部分:遵从圣母准则的是“好女人”,否则便是“哭泣的女人”(或者玛琳琦)等“坏女人”。圣母原型的价值被片面化了,成为男权社会束缚女性的工具,而“哭泣的女人”和玛琳琦原型中女性价值的积极意义被否定。女性的性别身份成为男权控制的客体和目标。同时,女性的自我评价也依据自身对男性的有用性,只有循规蹈矩的“好女人”才能获得认同。
    加拿大28开奖官网,  西斯奈罗斯的女性形象大都是这些原型的具体表现,从不同时期的几部作品可以窥见作者对圣母代表的传统女性形象从认同到质疑,再到颠覆的轨迹。
      《芒果街的房子》由44篇各自独立的短篇小说组成,主人公雅斯贝兰莎作为叙述者将这些故事串联成有机整体,小说记录主人公身心成长的过程。但是墨美女性成长小说以女性的性别和种族身份为基点,有别于欧洲传统的成长小说和当代墨西哥裔美国文学先驱创作的成长小说。虽然它们都反映主人公处于土著文化、西班牙文化和美国主流文化之间的文化杂交身份,以及主人公或者叙述者采用语言为媒介构建自我的成长过程。然而,在这两个过程中,女性成长小说具有鲜明特点,即女性的性别身份对自我成长的影响举足轻重,女性对男性权威的挑战和颠覆成为重要主题。
      《芒果街的房子》的中心意象“房子”,表现双层含义:一方面象征着贫穷及其对主人公心智发展的束缚;另一方面也是墨美传统家庭观念对女性的羁绊。在见证了萨莉等人的遭遇以及单身母亲米诺瓦和艾丽西亚等人的抗争之后,雅斯贝兰莎逐渐认识到她所希冀的房子不仅属于她自己,她所追求的书写的自由也是无数沉默的姐妹心声。她辩证地吸收了圣母原型中的积极意义,抛弃了传统女性的服从和隐忍,开始有意识地寻找自己的位置。但文本体现了主人公处于两种文化夹缝中的矛盾处境:“从思想层面上说,雅诗贝兰莎做着‘美国梦’,而在物质层面上,她和群体中的其他成员一样全部被排除在外”。因而文本的叙述还不能算作女性的独立宣言。
      与《芒果街的房子》相比,《哭女溪》具有更加鲜明的颠覆性。与小说同名的故事“哭女溪”比较集中地体现了墨美女性对女性原型形象批判吸收的动态过程。主人公克里奥菲拉斯从墨西哥到美国、又回到墨西哥的螺旋式轨迹包含了自我认识的发展与成熟。克里奥菲拉斯对圣母原型的颠覆平行于她对“哭泣的女人”原型的新诠释。最初她心头一直萦绕着一个问题:“哭泣的女人”为何而哭呢?是痛苦还是愤怒呢?在经历了文化的碰撞和家庭暴力之后,克里奥菲拉斯意识到自己的命运与传统女性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哭女溪”如同她悲戚的控诉。虽然移居美国的女性大都不愿回到墨西哥,以免背上被丈夫抛弃的名声,但克里奥菲拉斯最终抛开了顾虑,驶过哭女溪、回到墨西哥。“哭泣的女人”变成了“愤怒呼喊的女人”,颠覆了民间传说中“哭泣的女人”所象征的女性的被动与服从,这种开放式的结局具有更加鲜明的女性自我意识。
      《卡拉米洛披肩》中,玛琳琦原型中女性运用语言能力改变命运的隐喻集中在主人公/叙述者赛伊拉·雷耶斯身上。彩色披肩是墨西哥女性的传统服饰,“披肩”意象显然在突出小说的女性主义主题。赛伊拉以祖母的披肩为线索,讲述雷耶斯家族的移民历史。小说前的引语暗示了赛伊拉不仅在记录历史,更重要的是在“书写”历史。文本对“恶奶奶”形象的诠释一方面颠覆了祖母所代表的宗教传统对女性的束缚,另一方面也证明了现代女性书写历史的自主性。
      作者西斯奈罗斯也在用语言构建墨美女性的历史。她塑造的墨美女性冲破瓜达卢佩圣母原型对女性的束缚,剔除其中的被动性因素;对“哭泣的女人”进行改造,将幽怨的女人变成愤怒呐喊的女人;并吸收玛琳琦原型中女性的创造性和主体性,塑造全新的女性形象。安扎尔多瓦对墨美新女性的论述可概括西斯奈罗斯作品中女性形象的新取向。她认为,新一代墨美女性打破了传统文化的暴政,创造自我的生存空间。西斯奈罗斯等作家就在进行这种探索和实践,从女性视角对古老墨西哥及墨美文化传统进行新的书写。

    《罗马》源自导演阿方索的童年纪事,通过年轻女佣克里奥的视角,讲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一个墨西哥中产阶级家庭内发生的不同阶层女性的情感遭遇,其中内隐的时代背景下的女性工作、阶层和种族问题,引起了墨西哥社会的广泛讨论。

    和电影中平和的叙事不同,墨西哥城妇女节当天的游行则显得更热闹一些。在联邦警察和国家人权组织的护卫下,来自各个职业、阶层和地区的女性与志愿者,高举反对性别暴力和主张女性权利的标语,沿着墨西哥城改革大道一路向东,旗鼓喧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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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墨西哥城的“反对性别暴力”游行。作者摄。

    人们不禁要问,墨西哥女性到底是一个怎样的群体?

    可能在中国人眼中,墨西哥本身就比较遥远且神秘,因此,墨西哥的女性如何更无从置闻。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踏出了解墨西哥女性的第一步。因为,在这个同样孕育了古老文明的美洲大地上,有着类似东方面孔的原生土著民族,也曾经历殖民者的蹂躏和现代性的冲击,底层妇女的生活境况和其女权斗争史一样充满了心酸和波折。然而,墨西哥的女性又是坚韧和乐观的,对自己的土地和家庭饱含热忱。她们可以低下身段,为丈夫洗衣做饭;也可以冲上街头,举起反抗的旗帜高呼。

    文化和艺术中的墨西哥女性

    无论在任何时候谈论墨西哥女性,都绕不开两个人物,一个是圣母瓜达卢佩(La Virgen de Guadalupe),一个是画家弗里达·卡洛(Frida Kahlo)。前者源自宗教的入世,后者是对现实的升华。

    瓜达卢佩是墨西哥天主教的最高神祇,是墨西哥民族精神的象征。她混合了西方基督教和墨西哥本土宗教的神明想象,所以,她有着和圣母玛利亚不同的棕色皮肤与美洲面孔,自其在墨西哥城北部的特佩雅克山显圣后,逐步填补了印第安土著居民自墨西哥古代王国阿兹特克被征服之后的信仰空白。在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的墨西哥民族历史中,瓜达卢佩都被视为抗争者的保护神,她的名字、形象和墨西哥国家的建立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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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母瓜达卢佩。

    不过,瓜达卢佩对墨西哥的影响不仅仅在于宗教,作为一名具备多种美德于一身的女性,她还是墨西哥女人完美形象的化身,强调女性必须忍让、忠贞、付出和服从。某种程度上看,这其实是父权制社会中宗教道德对女性家庭角色的压迫,是男性权力对性别身份的控制。

    墨裔美国作家桑德拉·西斯奈罗思(Sandra Cisneros)曾在其小说《芒果街上的小屋》中创造了两个相对的墨西哥女性形象,一个是像圣母瓜达卢佩一样具备纯洁和贞操的“好女人”,另一个则是不断反抗男性权威、肆意放荡哭泣的“坏女人”马林切。墨西哥文化中的女性不会处于两者之间的过度地带,在男性的评价中,要么是好女人,要么是坏女人。因此,这种极端的评判标准不断激发了女性的反抗意识。在桑德拉另一部延续性的小说《哭女溪》的结尾,女主人公克里奥菲拉斯颠覆了圣母所代表的女性形象,她不再寄希望于男性身上,而是抛开了心头的顾虑,选择拥抱绽放的自由。

    同样的批判在另一位墨西哥本土女作家卡门·波略萨(Carmen Boullosa)那里也有迹可循。她在小说《沉睡》中,塑造了一个隐藏在男人衣服之下的女性角色——格拉依雷。格拉依雷既不想成为男人的玩物、附属,也不想成为上帝的女人去做修女,因此她选择女扮男装去做海盗。然而随着衣着和身份的改变,她深深体会到了社会对女性的不公与排斥。正如文学评论指出的那样,“格拉依雷是以一种极端的方式反抗社会规范给予女人的悲剧性定位。”

    以对宗教形象的反叛,彰显墨西哥女性独立和平权意识的觉醒,成为墨西哥文学作品揭示女性观念转变的重要途径。但源自生活,却高于生活的画家弗里达,更是以其坎坷经历和艺术作品,滋养了当代墨西哥女性融合爱与信仰、独立与坚韧的复合特质。

    弗里达出生于墨西哥城,是20世纪墨西哥最富个人魅力的女画家。因幼年患病和长大后的一次事故,使她长期卧床不起,但是这种痛苦却成为了她后期画作的重要主题。弗里达的婚姻也不是那么一帆风顺,在经历过几次波折后,弗里达的画作开始传达出作为一名女性不屈不挠的人生追求,她通过大量的自传式绘画作品,大胆表达出女性心理上的痛苦以及在社会中的不平等处境,将她切身的爱恨情仇与对生命的态度书写在色彩的面板上。

    准确地讲,弗里达并不是一个鼓吹女权主义的艺术家,但她还是成为了墨西哥女性的象征,被誉为80年代女性社会活动家的完美主角。从艺术的角度看,弗里达的画作流露出一种独特的视角,她拒绝从男性视角中汲取女性视角,而是将女性视为一种融合阳刚和温柔特质的独立社会角色,比如她喜欢夸大自己的眉毛和胡子,因此,画作中的弗里达时常像是一个雌雄同体的人。而在生活中,她对最后一任丈夫李维拉的爱也是如此的模棱两可,她对他既充满了深沉的爱意,同时又无法彻底原谅丈夫的不忠,在不断的分分合合中,仍然坚持以艺术为生,去阐发女性的命运体悟,去直陈墨西哥社会内部的性别、种族和阶层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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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弗里达:右边是身着墨西哥特瓦纳传统服饰被李维拉深爱的弗里达,左边是穿着欧洲维多利亚服饰却失去李维拉的爱的弗里达。

    弗里达去世后,被安葬在墨城科约阿坎的家中,随后这里改造成了弗里达纪念馆。她的思想和经历在后世的文化和艺术作品中被反复演绎,启迪了无数墨西哥女性去勇敢面对现实,实现自我的精神救赎。

    生存在夹缝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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